近日，#全球近10億人受精神健康問題影響#登上微博熱門話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8月27日的記者會上說，新冠疫情影響全球數百萬人的精神健康。全球範圍內，精神健康已經是一個不容被忽視的健康問題。
香港年輕人面臨焦慮漩渦
大學生幸福感顯著下跌
（圖片來源：頭條日報，8.22）
根據8月22日發佈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本港5間大學連續三年追蹤訪問近300位大學生，發現整體幸福感水平及生活滿意度均顯著下降，其中「社會幸福感」的評分，以六分為滿分，由2018年平均分3.5分，降至去年平均分3.1分，跌幅顯著。
城大聯同浸大、中大、港大及教大以問卷和訪問形式，調查近1000名大學生，了解他們幸福感和意義感。結果顯示，分別有24.5%和15.7%受訪大學生的焦慮和抑鬱程度達嚴重水平；59.1%大學生感受到中等程度以上的時間壓力；31.5%大學生感受到中等程度以上的學習疏離，難以投入學習。在意義感方面，受訪大學生回答「人生是有意義的」和「想要去探索人生意義」的有82.1%及70.3%，但有超過60%受訪者表示目前不太能感受到自己人生的意義。
城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郭黎玉晶表示，去年有關指數的跌幅顯，但難以歸因於社會事件，因可能涉及多個因素，包括家庭、教育制度、個人挑戰及成長、學習問題等壓力。
逾半受訪在職者情緒受困擾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8.02）
之前我們提到，應屆大學畢業生面臨著高失業率和求職難的狀況，感到焦慮在所難免。但本月初一項針對在職人士的有關精神健康調查顯示，他們的日子也不好過，87%受訪者面對中度或以上的壓力，主要壓力來源為個人健康、擔心收入或失業情況與疫情持續。
半島青年商會與香港心理衞生會合作，在今年5月至7月初於網上用問卷訪問約800名在職人士，結果顯示，52%受訪者受輕度焦慮情緒困擾。受訪者中，旅遊業、醫療及設計行業的受訪者面對較大壓力，壓力指數最高，新入職員工的焦慮指數亦較高。另外，調查亦發現，46%受訪者表示，僱主未有在職場中提供支援員工精神健康的配套，比較之下，在有提供配套的公司，員工的焦慮及壓力程度會較低。
商會表示，旅遊業等行業的壓力指數較高，相信與疫情影響有關。商會鼓勵僱主提供不同措施，如實行彈性上班時間，向新入職員工提供更多心理支援，減輕員工壓力，同事之間要多互相留意彼此情況。
無論在讀還是在職的年輕人，一不留神都身陷焦慮與不安的漩渦之中，其背後原因究竟為何？
經濟問題是最突出因素
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發現，不安和焦慮情緒的確充滿整個香港社交媒體，青年群體尤為明顯，疫後經濟問題是近期致香港市民抑鬱的最突出因素。香港疫情雖稍有緩解，但社會持續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
圖1香港社交媒體對新冠疫情相關議題的負面情緒構成變化
（圖片來源：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
圖2 8月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抑鬱情緒與疫情變化的比較
（圖片來源：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
7月初以來，香港遭遇了迄今為止最嚴重的本土傳播疫情衝擊，每日新增病例一度連續10日「破百」，引起社會極大恐慌和焦慮。第三波疫情再次引起香港市民負面情緒大幅反彈，其中抑鬱情緒所佔比例明顯超過五、六月（圖1）。儘管近期香港疫情受控，但一旦新增確診病例有所回升，港人抑鬱情緒的反彈格外明顯（圖2）。
圖3 近三波疫情下港人抑鬱情緒來源的分析及變化情況
（圖片來源：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
隨着疫情已經持續超過半年，與「防疫疲勞」相伴的，是市民情緒的高度敏感、緊張。對疫情不知何時結束的焦慮、對疫情影響下經濟前景的恐慌，以及疫情限制個人正常作息與外遊活動的無力感，都構成了香港市民的抑鬱情緒，造成全社會出現「集體心理健康問題」。 數據顯示，經濟因素是第三波疫情下觸發港人抑鬱情緒的最主要來源（圖3）。
換言之，隨着民眾對疫情逐漸產生客觀認識，再加上中央支持下香港市民抗疫信心倍增，對疫情本身的懼怕、恐慌已經明顯受控。然而，疫情對香港經濟的衝擊已經逐步顯現，港人的抑鬱情緒已經轉向生計問題，既包括對個人經濟前景的看淡，也包括對香港整體經濟發展的擔憂。
圖4 疫情下造成港人抑鬱情緒的經濟問題比較
（圖片來源：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
疫情迫使許多行業按下「暫停鍵」，「手停口停」直接威脅著千家萬戶的一日三餐。如圖4所示，在經濟問題中，「失業潮與結業潮」是引起香港市民最多抑鬱情緒的因素。雖然政府推出不少紓困措施，但難以扭轉經濟衰退大環境，造成了「派錢無感」的窘境。不少上班族抱怨政府補貼進了僱主口袋，轉頭照樣被停薪、裁員；中小商戶則哀嘆門市生意寥寥，卻依舊要承擔高昂租金，難逃關門命運。
圖5 疫情下造成港人抑鬱情緒的防疫管控因素比較
（圖片來源：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
與此同時，防疫措施對個人活動的限制，也讓無奈「蝸居」的港人心理瀕臨崩潰（圖5）。其中，「封關」政策致港人遲遲無法正常往返兩地、或出境旅遊，讓無數跨境家庭陷入分離狀態，引起的抑鬱情緒最為明顯。此外，「限聚令」、「限堂食」以及關閉遊樂園、娛樂場所等政策，也讓習慣週末外出的香港市民不知所措。
圖6 疫情爆發以來香港青年抑鬱情緒與總體變化的比較
（圖片來源：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
眾所周知，香港人口密度極高、人均住房面積小，市民往往依賴外遊、聚餐、享受公共遊樂設施等活動調節個人情緒。可見，在疫情限制個人活動的現實之下，香港市民精神壓力倍增。 進一步分析發現，青年群體的情緒波動最大、抑鬱傾向最明顯（如圖6）。事實上，去年發生的社會政治動蕩，就已經讓「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成為香港青年議論的熱詞。更嚴重的是，今年的疫情造成的社會停擺、經濟蕭條幾乎「無縫對接」，「畢業即失業」加劇了青年人的現實困境，也加重青年人的心理負擔。
圖7 2017年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有關「心理疾病」議題討論熱度變化
（圖片來源：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
需要警惕的是，疫情雖然逐漸受控，但「抑情」已經悄然上升為困擾整個社會的新問題。數據顯示，去年下半年以來，香港社交媒體涉及心理問題、心理疾病及心理咨詢、輔導議題的討論大幅上漲（如圖7）。尤其是現時經濟問題才露出冰山一角，減薪潮、求職難、負資產接踵而至。
本文原刊於《中評社》
青年群體為何易陷入焦慮
各個年齡階段，都有相應的煩惱。年輕人初出茅廬，生活、家庭、工作和愛情各種因素相互影響，一旦抑壓的情緒無法妥善處理，很可能誘發抑鬱症。年輕上班族患上抑鬱症的比例，或許比我們想像中高。
根據晴報2018年進行的調查發現，近四分之一受訪打工仔有焦慮或抑鬱症狀。愈年輕的受訪者，精神健康問題愈嚴重，其中「90後」年輕群組的比率更屬高危，多達37.2%年輕人有相關病徵，對生命滿意度亦是最低的一群。
有醫生指出，年輕人工作壓力大及缺乏休息，是誘發抑鬱症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前景抱很大的期望，例如對晉升及薪金有所追求，然而事實與目標未必一致，令個人期望與現實有較大落差，就會構成壓力。加上他們在家庭的角色或感情上有所要求，當無法達成個人理想，便可能引發情緒問題。若然思緒無法妥善整理，各種事情也會是情緒病的引爆點。
若發現身邊的年輕人持續出現相關的抑鬱症病徵，應勸喻他們及早求醫。醫生指出年輕患者與老一輩不同，他們對治療的接受程度較高，但礙於家人及社會上的標籤，令他們不敢輕易求診。因此，家人及朋友的傾聽、支持與幫助，在任何時候都是最重要的。這些關懷，往往影響他們是否願意持續治療，讓他們盡早回復健康狀態。
如何走出情緒低谷
正視情緒問題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精神健康綜合服務總監盤鳳愛從大腦反應分析情緒產生的過程，建議以「ABCDE」回應個人情緒。「Aware」先從身體察覺自己情緒、「Because」講出是哪種情緒、「Calm」冷靜及接納情緒、「Detect」找出有負面情緒原因、「Explore」找出解決困難行動方向。
她指，早於10年前統計已有20%的人睡眠不足，建議避免危害健康的減壓方法（如煙酒），尋找提升能量、愉快的活動，建立生活常規（如在家工作設定上下班時間），定時作息。其次是平衡思想、評估及設定長遠風險回報，例如建立健康日常生活，評估個人究竟想得到什麼。第三，重新尋找有意義的動機，尋找與自己價值觀相同的事情，給自己動力，如做義工等。第四，關注精神食糧，不要過多專注於新聞資訊，給腦袋新鮮感覺正能量。第五，保持社交聯繫關心自己人，尋找信任願意接納自己的人分享。
投入嗜好助減輕無力感
不宜一昧壓抑焦慮情緒
美國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兼費城情緒健康中心創辦人Marla Deibler建議，即使出現焦慮症狀，人們仍應該嘗試積極地生活，並享受每一個當下。如果你讓焦慮掌控自己，只會令生常日活愈來愈混亂以及缺乏方向。透過體驗和接受自己的思想、感受、身體感覺等，以及建立日常的小儀式或習慣，如寫日記、做瑜伽、冥想等，都有助人們感受當下以及找回生活的重心。
每個人都會感到焦慮，這是應對壓力的一種正常反應。下次你感到焦慮時，請嘗試練習接受，而不是試圖將它推開，因為這往往是徒勞的，而且會適得其反。因此，為自己保留一些焦慮的空間，容許自己在面對危機時感到不安，長遠來說，是一個比較健康的做法。
焦慮如持續兩周宜及早求診
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指出，出現焦慮或不安情緒是人之常情，但這種心情普遍會在若干時間後消失。若然這些情緒持續一至兩個星期，並有心跳加速、呼吸困難及冒汗等徵狀，同時影響到工作及生活，就應及早求醫，找出背後原因。否則病情失控，會導致認知能力下降，包括專注、記憶、思考及執行能力等，無法處理大小事務，失去工作動機，最終影響工作效率。當腦細胞的傳遞物質失衡，海馬體會受影響，令記性及專注力變差，如不及早處理，更會導致海馬體萎縮，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天氣難免風雨，遇到問題，可以多跟家人朋友聊聊，建立規律的生活作息，充實自我，正視情緒問題。如果自己無法解決，無需顧慮，請尋找醫生的幫助和建議。彩虹常在風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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