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知識轉移不足？最新《科技創新研究報告》到底說了什麼？

團結香港基金本週發表《科技創新研究報告》（報告全文請點擊下方「閱讀原文」）顯示，本港大學科研水平於國際名列前茅，但知識轉移遠遠落後於海外大學，去年本港所有大學知識產權收入竟不足牛津大學的七分之一。「知識轉移」是指什麼？香港高校又該如何進一步推動社會創新？本文將為大家總結該報告的主要重點。

教學、研究、知識轉移——被視為大學的三項主要使命。除了肩負教學和研究這兩項傳統使命外，「知識轉移」這第三項使命已愈來愈受到世界各大學府的重視。

知識轉移——是推動創新的動力，能將實驗室產生的知識，轉化為實質產品或服務，從而為整體社會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

自上世紀以來，世界上多項最具顛覆性的技術均出自大學。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青霉素。

在青霉素面世以前，哪怕一個細小的傷口或輕微的損傷也可足以致命。1928年，倫敦聖瑪莉醫院醫學院細菌學教授亞歷山大·弗萊明偶然發現青霉素，並於1929年發表研究成果。

牛津大學的研究人員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研究，成功將青霉素製成可以挽救生命的藥物，在現代醫學上名垂青史，亦從死亡的邊緣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就香港高等教育的資助及發展策略向政府提出建議的非法定機構）將知識轉移定義為：「在高等教育院校和社會之間的知識轉移（包括科技、技術、專業知識及技能、所用的系統和方法）從而帶動經濟上或民生上的效益，與及帶來創新及有經濟效益的活動」。

二十世紀以來，知識轉移已成為全球大學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內因是大學希望有新的收入來源，外因則是政府和社會也期望大學在創造經濟和社會效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為此，世界各大學成立了技術轉移辦公室，來推動研究成果商品化。

1945年，麻省理工成為最早成立技術許可辦公室的院校之一，而史丹福大學及牛津大學亦分別於1970及1988年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

與此同時，各國政府亦開始推出有利於知識轉移的措施：美國於1980年通過《拜杜法案》，改變本身政府保留其研究發明的知識產權的傳統，變成允許大學主導相關的專利申請及授權。

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促使美國發展成全球創新超級大國。

（圖片來源：香港經濟日報，8.13）

（圖片來源：科技新報，8.25）

（圖片來源：香港01.1.25）

雖然教資會已正式承認知識轉移為大學的第三項使命，但直到2009/10學年，教資會才開始就知識轉移提供經常性資助。另一方面，雖然科大和理大分別於1991年及2000年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但本地兩所規模最大的大學，即港大和中大，卻直到2006年及2009年才成立相關機構。高校在第三項使命上的遲緩反應，或是本地大學在推動創新方面在國際上表現不佳的原因之一。

2.2019世界百強最具創新力大學，香港榜上無名。

路透社發布的「2019年世界最具創新力大學」排名中，以三大範疇（1.專利申請總和  2.專利申請成功率  3.院校的商業影響力得分）評定世界各大學在「推動科學，發明新技術，以及為新市場和產業提供動力」方面上貢獻。前十名大學是：

美國大學在該排名中佔壓倒性多數，在首十名中佔了八個席位。其他歐洲院校亦表現不俗，而南韓、日本、中國內地及新加坡亦有多間大學上榜。

然而香港，卻沒有一間院校能躋身世界百強。

香港的大學僅見於地區性的「亞洲最具創新力大學」排名，該排名榜亦是由路透社以與世界排名榜相同的方式編制：

中大、科大和港大在該百名榜中分別位列26、34及54（表4），而該三所大學在上述的三項評核範疇（即專利申請總和、專利申請成功率，以及院校的商業影響力評分)的分數也均偏低。

3.香港高校專利少，商品化能力較低。

申請專利通常是大學研究成果商品化的第一步，而獲批專利數目反映了大學利用開發創新技術為社會帶來效益的潛力。以上兩組數據中顯示，香港的大學在專利總數上明顯落後。

4.香港高校設立衍生公司的能力遠遜於英、美、新等國。

在商品化過程中，擁有專利權僅代表受保護的技術或知識具有商品化的潛質。專利必須被授權或售予現有公司或成立衍生公司，相關知識才能為社會帶來效益。

因此，大學成立衍生公司的累計數目，某程度上反映了大學將研究商品化的能力。

由於成立衍生公司不僅需要研究人員能夠創造知識，亦要求他們具備企業家頭腦和技能，這個數字因此亦反映了大學培育商業人才的能力。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香港院校設立衍生公司的能力遠遜於英國。雖然美國的大學沒有衍生公司的累計數據，但名校如麻省理工學院和史丹福大學單在2019一年期間就分別成立了25和24間衍生公司。而新加坡國立大學亦於2018/19學年亦成立了25間衍生公司。

由此可見，美國和新加坡頂尖學府一年內成立的衍生公司數目，已超過香港許多優秀大學多年來的總和。

即使就成功個案的角度而言，海外大學在知識轉移的過程中成立了多間著名衍生及初創企業，而本港大學的成功案例卻寥寥可數。

在美國，史丹福大學孕育了谷歌、惠普及Snapchat；AkamaiTechnologies和Dropbox均與麻省理工學院息息相關；哈佛大學則以微軟和臉書為傲。

專利是一種保護知識產權的方式，給予專利持有人在特定範圍內，具有生產、使用、出售或進口其發明或技術的獨家權利。

在英國及加拿大等經濟體已採用不同的有關專利權的條款之際，香港的大學專利權條款卻依然較為保守。

例如：在劍橋大學，大學雖在創造階段擁有專利權，但當發明者選擇自己商品化該技術時，大學會於專利申請階段，將專利權轉讓給發明者。

多倫多大學亦就購買專利列出清晰的路線圖：在創造階段，校方與發明者共同擁有專利權；但「發明者的選擇」政策允許發明者通過承擔專利申請和商品化的費用，以換取全權擁有專利權。

中國內地部分城市亦率先倡導積極的知識產權政策。例如，深圳於2020年8月出台相關政策，若研究項目全部或主要獲政府資助，高等院校及研究機構應賦予首席研究員或其團隊該成果的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

而在香港，除非發明者買斷專利，並悉數清償相關研究費用和專利申請及法律支出，否則專利權全歸大學所有。

部分本港大學已開始嘗試新的模式和實踐，以支持研究的商品化。例如，科大可將專利權轉讓，前提是受讓人須符合特定要求，並確保以有效並負責的方式使用專利權。

不過，部分持分者亦指出，部分大學的專利權政策並不透明，或設置了高昂費用，其中包括高額的研究成本，因此阻礙了相關技術的進一步發展。

2.香港缺乏「耐心資本」發展「深科技」

近數十年，世界各地湧現出專為研發周期長的涉及深科技初創公司提供的資本，這種資本被稱為「耐心資本」。

「深科技」與一般的科技不同，主要依靠強大的基礎研究（例如生物科技）來推進科學技術的前沿發展。耐心資本投資於這些研發周期長、資金需求大的深科技公司，支持他們解決迫切的議題和推動重大科技進步，從而為社會帶來影響深遠的貢獻。

本港的大學在深科技領域的基礎研究走在前沿，以生物科技尤為出色。

但若要把大學研究從實驗室帶到市場，目前本地的私人風險資本並未能提供足夠的支援，而傳統的風險資本更存在着不少局限。

不少人常這樣形容香港的創科投資環境：投資科技含量高的容易虧錢，而投資科技含量低的卻能輕鬆賺快錢。這個想法令不少本港投資者對深科技項目止步，從而令香港失去了不少培養本土品牌的黃金機會。

其中一個例子是由理大團隊研發多年的自動快速診斷系統，可於一小時內檢測包括新冠病毒在內等 40 種病原體。這項本地發明在商品化初期未從創新科技局獲得足夠撥款，然而深圳市政府卻有意投資該項目，為研究團隊提供相關資金和生產支援。

3.政府欠缺在基礎科學方面的前瞻性願景

香港目前欠缺針對科創發展的前瞻性願景，尤其是從基礎科學方面。

政府對科學、技術和創新發展只有非常有限的策略。缺乏為長遠發展，特別是在重要的科學領域提供意見的法定或諮詢機構，因此，制訂的政策和措施未必能有效應對和科技相關的重要議題和世界發展趨勢。

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旨在就推動科創發展及本港再工業化的有關事項向政府提供建議和合適的發展策略。由財政司司長出任主席，成員主要來自科創及工業界，由各方專家促進持份者之間的合作。

儘管政府聚集了頂尖專家，亦劃定了合理的職權，委員會卻僅就政府提出的有限議題提供意見，未能為科技創新的整體發展制定總體策略。

4.香港欠缺一個位處於核心商業區的創新園區

香港科學園和數碼港是香港兩個主要的科技創新基建，在過去20年間對香港的科創產業十分重要。

儘管經歷了數次擴展，目前兩者的使用都接近飽和。截至2020年1月，科學園的整體租用率為88%，而數碼港於2019年的租用率亦已達93%。

因此，政府建議把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學園發展為第三個主要創科園區，以加強香港的科創實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個園區的位置均遠離本港兩個核心商業區，即中環和九龍東。

由於創新在地理空間方面已發生巨大轉變，香港亦必須發展自己的創新園區。九龍東不僅擁有便利的基建交通，亦受益於鄰近的一系列與創新相關的機構，包括理大、科大和職業訓練局青年學院；此外，該區毗鄰多個研究機構，例如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汽車科技研發中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創新中心；而附近的將軍澳工業邨內亦設有數據技術中心和先進製造業中心，進一步完善了整個創新生態圈。在該區設立創新園區，可提升與附近創新資源的協同效應。

報告指出，雖然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和本地院校均意識到知識轉移是大學的第三項使命，但尚未能完全落實。

即使情況在過去數年有所改善，但校內尚未形成有利於知識轉移的氣氛。政府作為大學的主要資助者，應有責任推動該項文化。

• 首先，政府應搜集及披露更多與大學知識轉移活動相關的數據。

• 第二，政府應優化知識轉移的評核框架，讓其評核機制與質素保證局（評核教學）及研究資助局（評核研究）的機制對等。

• 第三，政府應增加針對知識轉移的經常性撥款，並按大學在優化後的評核框架中的表現來分配撥款。

• 最後，作為大學知識轉移的關鍵基礎設施，大學的技術轉移辦公室應可按其表現，從大學知識產權所得的利潤中保留部分利潤，進一步建立校內知識轉移的文化。

2.增加研究人員在科研成果商品化上的靈活性與選擇，提升知識產權的流動性

本港大學的知識產權政策條款相對保守，除了窒礙知識產權的流動性，也不利於知識轉移。報告建議本地大學在專利權和授權許可的政策上，提供更大彈性。

除了知識產權政策外，校外執業的規定亦應當放寬，讓教職員有更大的空間將其科研成果商品化。目前，學術人員每月僅有四天可在校外執業。若要與其他海外創新型院校看齊，本港大學應放寬相關的規定，如容許及鼓勵研究人員在週末、公眾假期和年假期間，可進行與知識轉移相關的活動。

3.透過技術轉移辦公室和技術轉移聯盟促進大學研究商品化

報告建議招請更多專業和校外人才加入技術轉移管理團隊。

一方面，大學應邀請更多校外成員，包括成功的企業家、商界領袖、投資專家等加入技術轉移委員會。

另一方面，技術轉移辦公室的管理團隊亦須擁有學界和業界的雙重背景。

此外，大學應為技術轉移辦公室聘用更多專業人才，尤其是法律和技術管理專才，為研究人員提供專門支援。受訪持份者表示，目前香港的法律專業人士中，只有極少數專門從事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因此，技術轉移辦公室若能聘用更多法律和技術管理專才，將對大學和研究人員的知識產權保護大有幫助。

4.將九龍灣行動區發展為世界一流的創新園區

報告建議將九龍灣行動區發展為世界級的創新園區。橫跨數間大學的沙田、九龍塘及清水灣段可專注基礎研究；而九龍東段的創新園區，可集中於應用研究和商品化；將軍澳段涵蓋將軍澳工業邨，則可聚焦於先進製造業；而北面的大埔工業邨亦可為製造業提供另一途徑。

由此可見，若把九龍灣行動區發展為創新園區，東部知識及科技走廊將可完整覆蓋包括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商品化和製造在內的發展過程。